早晚来朝只有乌,空山谁忆御阶雏。
箧留遗命名先定,絏负从亡计不愚。
归去龙孙犹恋主,飞来燕子竟称孤。
弥茨云护残碑在,一剔莓苔字未糊。
——光绪《浪穹县志略》赵鲸
洪武25年四月,37岁的朱标太子突然去世,朱元璋震悼不已,伤心之极。百无聊赖中,把太子之死归咎于填燕尾湖建的新宫风水不好,年底亲撰祭光禄寺灶神文:
朕经营天下数十年,事事按古有绪。唯宫城前昂后洼,形势不称。本欲迁都。今朕年老,精力已倦。又天下新定,不欲劳民。且废兴有数,只得听天,惟愿鉴朕此心,福其子孙。
此时的太祖朱元璋已是65岁高龄,为防止皇室内讧,稳定大局,皇嗣的钦定己是迫在眉睫,依照接班的次序,朱标的嫡妻所生长子已在十年前去世。因此,皇帝只好找朱标的次子朱允炆——即朱标的活着的最年长的合法儿子为储君。这个未经过考验的男孩立为皇嗣时不足15岁,他绝不能与他的祖父或他的叔辈相比肩,他的指定只不过是长子继承制原则的体现而已。虽然朱棣后来声称,他本人可能被入选为嗣君,只是因为那些儒士们的横加干预才未能成功,但事实上洪武帝并没有考虑其他儿子立为太子。
朱允炆被立为皇嗣之日起,太祖对太孙的培养也即刻摆上日程,如同先前的太子施教,德才并重,请名儒授学,挑选才俊青年伴读。时常赐宴赋诗,谈古论今。选了一批有德行的端人正士,做太子宾客以谕德。并实习政事,批阅奏章,平决政事,学习做皇帝。这期间,建文帝“佐以宽大。尝请于太祖,遍考礼经,参之历朝刑法,改定《洪武律》畸重者七十三条。天下莫不颂德焉。”
自朱元璋登基,如同历代封建专制王朝,任何人不可能与皇帝分享权力,兔死狗烹只是时间和方式而已。为确保已经拥有而时时被人觊觎的一切,解决皇权与相权、功臣宿将的矛盾,朱元璋对居功自傲、结党营私的勋臣武将分阶段解决,从洪武三年的廖永忠开始,之后胡惟庸、李善长、李文忠和徐达等相继被清除。朱标太子辞世,朱元璋执意再兴大狱,对资深望重的开国勋臣再一次清理,为皇孙将来登基扫清障碍。继而蓝玉、傅友德和冯胜等相继被诛。这样,到洪武二十八年,随朱元璋起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光了,真正侥幸保下性命来的大将只有西平侯沐英、信国公汤和、耿炳文和郭英四人。
朱元璋出生贫寒,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有深刻体会与同情,在执政三十一年间,以民为本发展农业,减免赋税,提倡节俭,严于吏制,营建小农社会,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。《大明律》、《大诰》的颁布实施,废中书省及丞相,六部分理政务,以及御史台监察机构和锦衣卫特务机关的设立,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。
随着功臣武将的彻底清除,分封各地的藩王拥兵自重,其对将来皇权的影响也凸现出来。允炆问皇祖元璋:“虏不靖,诸王御之,诸王不靖,孰御之?”朱元璋告诫允炆:“燕王不可不虑。”而又谕敕朱棣:“朕诸子独汝才智,秦、晋已薨,系汝为长,攘外安内,非汝为谁?……尓其统率诸王,相机度势,防边□安,以答天心,以副朕意。”
以上自相矛盾的临终交待,凸显了朱元璋内心的忧虑。“南倭北虏”是明朝开国以来国家安全的两大威胁,蒙元残部北遁沙漠,但仍称北元,保有政府机构和强大的军事实力,时有南下复国之图;东面沿海倭寇的频频袭扰,是明初国防的两大重点。北方需要重兵屯守,若直隶朝廷指挥,京都与前线遥距千里。把边境军权交付异姓诸将,恐生哗变,或尾大不掉,造成藩镇跋扈的历史覆辙。朱元璋索古冥思,权衡再三,决定建都于南方富庶之地,龙蹯虎踞的南京,而分封诸子藩王于北方据点。王位世袭的诸王有统兵军事之权,却没有土地,不许干预民政。从而在经济、军事和皇权三个方面,似乎完美地解决了。诸子分封至洪武十八年结束,太子朱标卒后洪武帝亦无意于变更,唯希望于诸王共扶皇孙,以期王朝江山永固,世代传承。尤其元勋武将的清洗,洪武二十六年之后,北方的军事防御,不得不交给二子秦王、三子晋王和四子燕王指挥。其中晋燕二王军权独重,立功也最多。
这些藩属王国作为抗击蒙元南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支柱,诸王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,虽然法律上他们对境内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,但诸王手握兵权,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。
为确保皇帝对藩封王国的控制,开国皇帝在他的《祖训录》罗列了诸多规章条款以约束藩王的行为,其如: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内藩王不许赴京师,只能留守藩封。但如有“奸臣”当道,诸王须准备其兵力,听候新皇帝召遣,入京“清君侧”。 当驱逐了奸佞,完成护驾任务之后,他们仍应及时返回封地。
关于皇位的继承,洪武帝亦有严格规定,继承人必须是长子,并为嫡妻所生。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,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。为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,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,禁止对《祖训录》有丝毫的改动。并且告诫诸王,对任何违犯者,甚至皇帝本人,他们都可以群起而攻之。
开国皇帝的这一想法是不现实的,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。建文皇帝即位后企图削夺藩封,这就使他与诸王发生了公开的冲突。在这些藩王看来,新皇帝对自己王位特权的削夺,严重悖逆了《祖训录》。燕王由此为自己举兵对抗朝廷找到了合理的借口,也能短时期内召集到抗命的人马。
朱元璋如此费尽心机的缜密布局,死后却引起萧墙之祸,建文帝怕诸王过于强大而削藩,致使燕王起兵发动内战。燕王登基后的迁都和削藩,把朱元璋的建都和边防布局,打个稀烂。
朱元璋当过和尚,对天文、地理和卜筮之学独有情钟。在率师南征,路过婺州的兰溪时,胡大海推荐了一位精于天文星占的月庭和尚,颇受朱元璋器重,命他蓄发娶妻。在婺州为之建观星楼,学其星象观测和星占之术,乐此不疲。之后朱元璋养成夜观天象的习惯,在南京的宫庭中,时常露天夜坐,有时通宵达旦,观察星相变化。那时候普遍认知是天人感应,天上的星象世界与地上的众生一一对应。通过星象变化的观测和占卜术,不但能够预测战争成败,也可预知人事祸福。在刘基的文集中,朱元璋写的两封亲笔信,是星相占卜学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,亦是两位伟人关于星相占卜应验的真实记录。
皇孙的担忧,朱元璋也有预料,纵横天下几十年,在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,他深知王权之路的险恶与叵测、 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,学会了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。在朱标太子去逝后,洪武帝未雨绸缪,在边陲大理为皇太孙允炆悄然布下了棋子。
大理素有佛都、妙香古国之称誉。佛教起缘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(今尼泊尔),大理是佛教成长和早期传播之地。《白宫因由》一书中提到:释迦如来为法勇菩萨时,观音为常提菩萨时,在灵鹫山修行。法勇菩萨将无上菩提心宗在此尽传……。《滇黔纪游》载:“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,初属罗刹。大理点苍古称灵鹫山,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于此讲《法华经》,又在洱海印证如来位。”晋代高僧法显的《佛国记》载:“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,大迦叶今在此山中,劈山入下,入处不容人,下处极远,有旁孔,迦叶金身在此中住。”元代郭松年《大理纪行》载:“此帮之人西近天竺,其俗多尚浮屠法。”
传说佛主释迦牟尼于灵鹫山香草坪(点苍中和峰山腰)开道场,一会讲经说法,一会拈花示众,听者皆默然,唯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。于是,释迦牟尼以心印嘱咐迦叶为禅宗初祖。迦叶尊者欣然从命,抱金褴袈裟,携舍利子佛牙上鸡足山开华化道场,后来他入定华首门,肉身成佛,因此鸡足山成了享誉东南亚的佛教名山,朝佛圣地。
大理以“天开佛国,灵山古都”闻名于世,南诏建都史被颂为观音菩萨的指引和授予,蒙氏王族也附会成为印度阿育王的后裔。至大理国时期,段思平夺取政权,登基之日先拜天地,再拜观音:“吾国国号大理,本妙香福地,以佛立国。”大理国时期,若非佛子,不得为官。故而佛教在当地更为推广,成为带普遍性的全民信仰。上至国君、宰相、军将、下至庶民,皆通佛礼,白族封建主们的子弟,也多出家当和尚。由于对佛教信仰的深笃,每逢初一、十五,家家吃斋念佛,叶榆尤信观音。
国王竟相禅位为僧也是大理国时期一大景观。因虔诚信佛,国之灾祥祸福,皆前修今生因果,故贵为万乘之尊的国王,有事难解,功过于帝,帝王失德或在位于多事之秋,皆有言语涉帝,有失民心,唯有出家免去谴责。有的恼于家国难治,烦于国事之劳形;加之内争外夺的勾心斗角,不如禅去王位,皈依佛门图个清净自在。
帝王出家,并非青灯黄卷、晨钟暮鼓之索然无味。秉义皇帝段素隆出家,军将十二,清平官七人,随从一千三百馀,皆受戒落发。保定皇帝段正明出家,则分金一库,每外出必由随身沙弥以二十骡马满载金银,携诸妃常游于宋朝名山。故帝王出家,除剃了个光头,亦是坐龙床,倚绣褥,披金丝袈裟,手执金钵盂,只是素食而已。有民谚戏之:
帝王出家, 随臣一帮。
嫔妃一串, 素裹红妆。
出家犹在家, 举国敬菩萨。
早晚拜大士, 禅室如是家。
元至正年间,仙道张三丰慕名而来,在点苍玉皇阁道长陈玄子邀留下。仙居大理一年,这期间与大理名流多有交往,与段总管成忘年交。陈玄子将张三丰著的《上圣灵妙真经》、《大圣灵应真经》、《大圣灵通真经》配以丝竹仙乐,起名《三玄妙谈经》,由玉皇阁十八道士、段府十六乐工谈演于五华楼,听者如云。至此,灵妙大洞仙音开始流传于大理。
洪武十六年,经西平候沐英推荐,感通寺无极禅师率二十四弟子奉诏入京,觐献白驹一匹、茶花一盆, 太祖临軒纳之。忽然白马嘶鸣,茶花绽放○1,洪武帝大喜,当即赋诗一首,题名《僧居点苍》赐之:
巉岩突兀倚银汉,影浸榆河号点苍。
谷鸟迎僧春转巧,潭龙听法水生香。
峰头积雪炎天厚,岩上深松盛腊长。
问道也应如是住,好将钟鼓震蛮荒。
朱元璋赋毕,群臣唱和,当场集诗十二首,命人抄录赠予无极。钦赐无极禅师法名“法天”, 封为护国法师,授大理府僧都纲司都纲。三个月后,无极法师启程返滇, 太祖拟“无极趋水之易,步陆之艰,冲烟突雾,履雪凌霜”的路途艰辛之状,“敕翰林诸学士,僧箓司诸首僧以诗赠行。”并亲赋七律诗为之送行:
《赐僧无极归大理》
春游草木尽青青,觅法年来僧未宁。
石径云穿霞入树,江波烟气罩横汀。
芒鞋馥郁山花嫩,顶相馨香汉水清。
试问去来人指路,上方云谷几程程。
翰林院侍讲学士李冲羽奉制赋诗,送无极归大理:
《足蹑黔中》
淄衣万里效忠勤,归去荣膺紫诰文。
遐域编氓今己附,深林啼鸟旧曾闻。
碧鸡金马唫山月,竹杖芒鞋伴野云。
好奉清规宣圣化,石头路滑认苔痕。
太祖欶僧人情浚赋诗赠无极﹕
《遥望点苍》
点苍山色势参天,归路遥遥自日边。
出岫流水春满涧,嵌空积雪夏盈巅。
峨嵋南渡愁情远,鹫岭西连望眼穿。
万里到家成稳坐,六年因悟雪山禅。
无极禅师佛驾亲征,满载而归。回大理后,拓建三十六院寺庵,编纂《朝天集》珍藏寺中,为镇寺之宝。建大云阁于寺南,镌刻十三首诗于堂前,题名为《归云南诗》,以表达对太祖的感念。种大理名茶十亩,为贡品御茶,每年由知府派员送往京都。感通茶○2也因此名噪一时,皇亲贵胃视为茶中珍品,味冠龙井。
次年,云南布政史张紞奉旨入山慰劳,转达太祖关注之意。无极赋诗谢恩:
僧住云林万里遥,梯山航海特来朝。
天颜咫尺伸三祝,御墨淋漓下九霄。
华盖殿边春荡荡,奉天门下日昭昭。
恩承雨露何由报?深愧无能过玉桥。
一个云南边疆的僧人,得到明朝开国皇帝如此垂爱,是云南佛教史上空前显赫的篇章。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,感通寺也由此奉为南中第一禅寺,饮誉海内外。
自明高帝平滇,云南与内地的交往日益活跃,各方人士纷至沓来,白乡大理开始真正的面向全国,这里奇特的地理环境,人文景观和乡俗民风广为流传。在宗教领域,无极法师三次奉诏入京,载誉而归,大理佛教呈现了空前的繁荣。中原高僧慧海、佛缘、佛灯、光华、大悔、平谟、一千、道化,先后来到大理,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。到永乐十年的这30年间,大理兴建寺庵70个,道观14个。来大理的僧侣,多挂单于无为、感通二寺。藏喇嘛居崇圣、鸡足睡佛二寺,多时达五百馀众。流僧则喜居弘圣、 佛光二寺。来大理的僧侣中有日本僧八人,精通汉学,也会吟诗赋词,居弘圣寺。其中天祥僧诗词皆精,与叶榆名流多有诗词往来。
洪武二十四年,无极法师二次赴京,太祖与无极倾盖长谈,其间太祖垂询宗教界贤达之人,无极推荐鸡足山大云法师和张三丰道长。
洪武二十五年,朱标太子病卒。太祖托南京报国寺佛灯大师访得张三丰,太祖面授机宜。张三丰受命潜滇,会西平侯沐英,继尓赴鸡足山邀大云法师一同赴京。洪武帝托以身后事,共扶皇孙允炆。得悉太祖心思,二人婉言推辞。见太祖执意相托,只得应承。于是三人筹划方策,巧布玄机,悄悄埋下了这条伏线。
太子去逝后,朱元璋对将来事态的发展似乎有所预料,无奈之余作此神来之笔,其用人定计,令人叹服。大云法师是武功盖世、德望南中的高僧,张三丰仙骨侠风,淡泊名利。且僧道中人,便于隐蔽,大云、三丰是理想人选。太祖埋下这条伏线,不仅依托僧侣,更需依仗权力的庇护。西平侯沐英是朱元璋养子,情同父子,且偏安西南一隅,无藩王相争之忧。云南、贵州是沐英家族的势力范围,沐英与朱标又是结伴兄弟,如允炆遭遇离难,自当出手以援,洪武帝早早布棋落子云南,足见其料事之深远。
洪武二十六年,张三丰来大理后,化名张玄素,建灵鹫观,收弟子四人,隐名埋姓,伺机蛰伏起来。在后来发生的靖难风暴中,大理高僧,张三丰,沈万三和南中七子等风云人物,走进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风暴中。
注:
○1康熙《大理府志》载:洪武癸亥(无极)走間道入,觐献白驹一、茶花一,临轩纳之。怱马嘶、花放,上喜,亲为诗赐之。
○2感通茶:大理嘉茗,如同大理茶花,有千年培育史,该茶清香扑鼻,汤清色绿,茶味纯正,茗之满嘴清香,舌底生津。